正是在官僚制的背景下，法治强调国家法的体系性和金字塔式的等级性。
采取总量思维，为经济活动设定边界。因此，协调发展原则[39]或者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相协调原则[40]就成为我国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通过法律进行社会变革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32]绿色发展对传统社会发展模式的变革也需要落实在法律制度中，正如联合国《二十一世纪议程》明确指出的那样，为了有效地将环境与发展纳入每个国家的政策和实践，必须发展和执行综合的、可实施的、有效的、并且是建立在周全的社会、生态、经济和科学原理基础上的法律和法规[33]。我国1979年的《环境保护法(试行)》第五条要求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必须对环境的保护和改善统筹安排。在绿色发展理念下，环境法不仅要限制特定时空条件下经济发展所能利用的资源环境总量，而且还要想方设法增进资源环境总量，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可以利用的资源环境。相关环境要素的保护只不过是保护人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一种副产品。所以，环境法要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鼓励各类主体积极投入绿色，养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增值。
人们对相关环境要素的保护也只能通过保护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途径去间接实现。无论是绿色的保值增值还是经济发展，只不过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具体体现。（一）法的概念与本质之争鸣开启中国法理学独立历程 法是什么？这是一个常思常新的问题，可以说一切属于法本体论问题——比如法的定义、法的渊源、法的效力、法的作用——的研究均是从此问题出发而最后又归结于此问题本身的，此问题可谓是法理学的元问题。
中国法治发展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高其才：《乡土法杰与习惯法的当代传承——以广西金秀六巷下古陈盘振武为对象的考察》，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3期。法制现代化与现代法精神上的思考。周尚君：《党管政法：党与政法关系的演进》，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
谷川：《法律实践需求下的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对照及反思》，载《河北法学》2016年第8期。[[40]] 比如张文显：《推进全球治理变革，构建世界新秩序——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全球思维》，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
从实证主义法学、纯粹法学立场出发，法律与道德应当分离，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立场是西方社会环环相扣的社会发展和法治进步的结果，其背后作为法治运行不可或缺的、已成为社会常识的观念与人们日常无意识的行为模式因为已经完全内化进了人们的观念之中、内嵌进了社会结构之中而不再被人提及、被人关注罢了，并且还要注意上述立场首要的导向是司法导向的，而中国学界主张德治与法治并行是在立法、执法、司法、法治监督诸环节统合层面上而言的，继续向外推演，甚至学术上是在政治法哲学意义上、实践上是在实现中国社会整体法治现代化意义上而言的，而不是说主张在司法裁判中可以以道德情理突破法律原则与规则。目光向历史深处稍作回溯，这也是晚清忠臣李鸿章所察中华文明体系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经百余年演化后新的历史起点。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国法理学界40年研究的问题林林总总，发生的争鸣与争论此起彼伏。
他认为：随着‘法理成为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中国法学的共同关注，成为法治中国的精神内涵，中国法学必将迎来法理时代，‘法治中国必将呈现‘法理中国的鲜明品质。张文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张翔：《宪法教义学初阶》，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张文显、姚建宗、黄文艺、周永胜：《中国法理学二十年》，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5期。
[[29]] 可参考[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等著：《自由主义的终结》，郝名玮、张凡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意味着法治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治国方略，法治的内涵与构成、法治的标准与要件、如何实现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等问题就成为了法理学界的用力重点。
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是近几年出现的一大热点。陶凯元：《法治中国背景下国家责任论纲》，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
权利与义务关系理论与权利本位论的提出，彻底改变了法理学的研究范式，并很快波及、影响了诸部门法学的知识体系改造。《法制现代化的分析工具》，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5期。《法律职业化与司法现代化关系的若干理论问题》，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2期。《体系思维的姿态及体系解释方法的运用》，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李林：《法治的理论、制度和运作》，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4期。肖琴：《法治环境下德治文化的地位、作用及其培育》，载《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上述论争也构成了中国法理学40年争鸣的底色。[[16]] 坚持义务本位说的学者以张恒山为代表，其主要论文是：《论法以义务为重心——兼评权利本位说》，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5期。
李贵连：《民主法治：法制现代化的诉求》，《政法论坛》2012年第3期。不同的范畴选择体现着不同的法哲学观，基于不同法理范畴选择而成的理论体系又会发挥不同的理论功效。
第三波出现在2004年人权入宪之后，人权入宪意味着国家价值观的制度化，这一时期的研究也主要由法理、宪法学界的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19]];第四波出现在2009年中国政府发布首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之后，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从原理面向转向制度与实践面向。舒国滢：《波伦亚注释法学派：方法与风格》，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胡水君：《〈法学研究〉三十年：法理学》，《法学研究》2008年第6期。郭道晖：《为政以德与良心入宪》，载《求是学刊》2011年第1期。这场争论归根到底还是关涉着中国法治与法理的自我定位、未来走向等根本性问题。张文显：《世纪之交法理学研究的五年回顾与展望》，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1期。
在世界各国深陷各类困境和挑战之时，这一理念甫一提出就得到了联合国各层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众多有识之士的积极回应。苏晓宏、郝铁川：《中国法制现代化历程的特点》，载《法学》1994年第5期。
40年上下求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的锻打成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熔炼历程。许德风：《法教义学的应用》，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
这些在西方法学界呈历时性代代相因、上下承接、前后递进的方法论，在中国却呈现出来迭代共时性特征，这与中国法治任务、法学研究任务迭代共时、后发综合特征是密切相关的。中国法理学40年发展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发展，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坚持和发展。
在研究对象上，社科法学将法视为社会现象之一种，而法教义学则将法视为一种有效力的规范。谢海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国际法的发展》，载《法学论坛》2018年第1期。李忠夏：《宪法教义学反思：一个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林来梵：《宪法规定的所有权需要制度性保障》，《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
徐显明、齐延平：《走出幼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法理学的新进展》，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现代法律观念的培植是实现法治国家的观念基础》，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
龙宗智：《庭审实质化的路径和方法》，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刘武俊：《市民社会与现代法的精神》，载《法学》1995年第8期。
根据这样的思想史假象诊断当下中国的法理学，结论往往是否定的。李林：《国际人权与国家主权》，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